“去年斯坦福大學有一個2022年度全球前2%的頂尖科學家榜單，有30位騰訊同事入選。我做了一下分析，其中有一半以上人才是我們從海外引入的。”
“我建議發起全球博士生交流實習計劃。舉個例子，我在香港大學拿博士學位，博士最后一年與中科院深圳先進院有一些合作聯系，博士畢業后到哈佛大學做博士后，之后沒有到其它城市和單位找工作，直接就回到了深圳先進院，就是因為提前建立了紐帶。”
(資料圖)
作為大灣區核心引擎，正加快建設先行示范區的深圳正處于打造全球創新人才向往之城的關鍵時期。深圳如何唱響“深愛人才、圳等您來”的“集結號”，以實實在在的政策優勢吸引著天下“千里馬”奔馳而來？
2月13日晚，深圳市政協七屆三次會議舉行聯組討論，16名政協委員先后發言，圍繞“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主題建言獻策，整場討論進行至晚上近10時。
深圳市政協委員奚丹2002年加入騰訊，后擔任騰訊首席人才官多年，深知人才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他建議深圳通過優化海外人才政策體系，在引才、留才、用才上采取相關措施，實現人才與城市的“雙向奔赴”。
在用才方面，他建議針對學術科研型人才、產業創新型人才、科研產業并重型人才等不同類型，提供不同政策供給，并充分發揮深圳產業集群優勢，支持企業承擔政府的科研項目，支持基礎研究多元化的投入機制，營造更好的科研協作氛圍。
兩個月前，深圳市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劉陳立為了宣講深圳創新環境及人才政策，吸引海外優秀人才來深發展，前往德國、瑞士等歐洲國家開展訪問交流和海外招聘活動。他最大的感受是歐洲科技、產業在多重夾擊下面臨系統性挑戰，相當一部分歐洲高層次人才有意愿來華或回國發展，我國存在戰略機遇期。
“我在歐洲訪問交流中發現，海外研究機構對深圳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興趣濃厚，并表達意愿希望開展科技合作。”劉陳立建議抓住深圳的優勢，依托深圳在建的大科學基礎設施，發起“以我為主”的國際大科學計劃，主動布局，進入國際科技合作的舞臺中央。
“現在很多優秀的人才各地方都在搶，但是早期的‘種子人才’，目前大家關注還不多。”作為一名曾經的“種子人才”，劉陳立建議深圳發力“種子選手”，瞄準科研創新能力“波峰”階段的研究生及博士后，實施全球博士生交流實習計劃等計劃，營造創新人才持續輸入環境，實現“花開各國，果落深圳”。
關于更好地吸引“種子選手”，深圳市政協委員、民建會員、康膝生物醫療 (深圳) 有限公司總經理李鑒墨也有話說。
李鑒墨畢業于英國帝國理工大學，2016年回國創業。他建議建立以帝國理工大學為核心、涵蓋英國10所頂尖名校、專注于生物材料高端醫療器械領域的創新中心，通過舉辦在英創新創業大賽、創辦孵化器等方式，吸引海內外優秀技術在深圳轉化，實現技術和人才的引進無縫銜接，力爭完成每年大概30個技術項目引進和轉化，吸引100名以上高素質人才回國。
“連著幾位委員都是講關于人才引進的政策，我們的想法也不謀而合。”深圳市政協常委盛司潼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分子生理與生物物理博士，2008年回國創業，在深圳創辦華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他建議深圳完善人才簽證、永居、移民、國籍、稅收、金融、社會保障等政策體系和相關法律制度，在改善人才科研和生活設施等“硬環境”的同時，更要從學術氛圍、創新平臺、文化生態等方面營造更富吸引力的“軟環境”。
在日常工作中，盛司潼曾遇到人才評定的難題。由于產業專家與科研人員不一樣，不能直接以論文數量和質量來衡量其價值和貢獻，而很多情況下評價的專家對于新領域和新型產業化人才的特點也不一定了解，因此很多的產業人才引進和項目評審中錯失一些優秀的人才和創新性較強的科技項目。
“對于企業型、產業型、技術成果轉化的人才，可以加大扶持力度和引進力度。”盛司潼認為，產業科技人才的認定和評價可以企業對其價值的評價作為依據，可借鑒以色列的做法，對于政府重點關注的核心領域或者是專家型人才，由政府對企業引進的人才的薪資進行匹配補貼，直接、有效地提升企業在引進人才時的薪資競爭力，目前國內有一些城市出臺政策，對科技創新園入駐企業所引入的專家推出了相應的直接薪資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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