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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黃金語言詞典(最全的黃金語言詞典)
周拉丁1956年由捐贈,廣州博物館。圖:廣州博物館。
容庚于1931年在北京拍了一張照片。
卞
中國商周青銅器是青銅時代人類文明史上最輝煌的篇章。很多出土和傳世的青銅器,不僅工藝精湛,藝術精湛,令人贊嘆,還通過銘文為我們記錄了三四千年前的一些珍貴瞬間。但是那些形狀像蝌蚪的古文字過去非常難讀。幸運的是,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我們今天終于可以理解它的大部分內容了。在漫長的求知路上,容庚先生的《金文辨》被認為是最完整、最準確的字典。學者的學術精神和學術素養令人驚嘆。
文/圖(除署名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松竹
收藏青銅。
所有藏品都捐給國家。
在廣州博物館的青銅器藏品中,有一件“刺鼎”,內壁鑄有52字銘文:“惟五月,王在一(陰),陳在鼎毛,(子)。它是用在大房里,和國王(趙)、皇帝以及國王送給貝30個朋友的禮物。萬年天子休離王洋,用之為黃公尊將軍,孫子永用之。”
廣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陳紅軍說,這是一本寫于3000年前的日記。意思是說,五月的某一天,周穆王祭了他的父親周昭王,還祭了一頭公牛。蔡氏參加祭祀,受到穆王賞賜。用此賞賜鑄造青銅易作為傳家寶。這個三腳架是西周穆王時期的標準。最初由容庚收藏,1956年捐贈給廣州博物館。
在當代大規模、科學化的考古發現之前,嶺南地區的先秦青銅器資料相當匱乏。容庚先生前后收藏了約200件商周青銅器,不僅奠定了他之一代青銅器收藏家的地位,也為國家保存了一批國寶,防止流散。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在《容庚與中國青銅藝術》中說:“從1928年我先生收藏盤兒鼎,到1949年他在嶺南獲得‘陳敦十年’,中國歷20余年。”在此期間,他“不僅從傳世品中取出許多文物,而且從大量疑似文物中搶救出許多珍貴文物,使其恢復原貌。”廣東中山圖書館的蔣志華先生指出,容庚先生的大部分青銅器都是在抗戰前購買的。1947年,容庚先生和他的家人南下廣東。大約十分之三的青銅器在途中受損。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他仍有150多件青銅器,包括銘文40字、最早的錯金技術實物、欒書等。此外,他還擁有一批金文拓片、數百塊甲骨和許多甲骨拓片。
據曾憲通先生說,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代青銅器,是為了“為中國人做點事”。他在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寫的《秦漢史》序言中寫道:“我生于甲午戰爭時期,在黃海水師會師之前...今天島內蠻族肆虐,重新入境,我不能再戰,不能再保家衛國,還有做祖宗的期望。‘國恥不雪,我如何成名?’“當時日本學者對中國的青銅器研究非常不屑,甚至妄言‘要研究中國青銅器,必須來日本’。容庚先生指出了日本學者在青銅器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證明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能力。
在容庚先生擔任古物展覽鑒定委員會期間,據說使用了近3000件青銅器。他在古文字書寫和收藏方面的深厚造詣,與其廣博精深的藏書密切相關。他搶救了大量珍貴文物,對這些文物抱著極其開放和博大的胸懷。1956年,他向廣州博物館捐贈了90多件青銅器,向華南師范大學捐贈了50多件。1979年向中山大學圖書館和古代文獻研究室捐贈圖書1萬余冊;1980年,1000多幅書畫捐贈給廣州美術館,部分書畫捐贈給廣州美術學院等高校;他去世后,一批手稿,著名作家的信件,碑刻拓片等。留下的也由家人捐贈給中山圖書館。
“人活著就不斷學習,天下事變書不死”這句評價,被他詮釋得更好了。
卞破例讓他成為研究生。
與他一起游歷北方京城的容庚三哥榮昭祖曾寫道,1916年容庚從東莞中學畢業后,逐漸潛心研究文字學,在東莞中學教授漢語和漢字起源。他起初想寫一本書,擴充吳大淆的《說文古八部》,包括金文、甲骨文、金石、篆書、春幣,并作考證和解釋。經過收集材料和研究,他寫了《金文辨》。《說文解字》主要是以王國維《說文解字表》為基礎,抄錄羅振宇《殷聞存》和鄒安《金舟文存》中的說文解字,對商周時期的易器提出了質疑。你暫時不認識的單詞附在最后。
1922年,容庚離開他任教的東關中學赴京。路過天津時,羅振宇看到了隨身攜帶的《金文辨》稿,大加贊賞。他反復告訴他要“努力爭取成功”,并把它推薦給北京大學金石學教授馬恒。讀了的《辨》稿后,經過慎重考慮,決定不參加考試,破例錄取他為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這為容庚的終生研究打開了至關重要的一扇門。
榮祖說,在北大期間,容庚努力學習,刻苦鉆研。"他在為研究所整理古物的同時,更新和修訂了他的《今文辨》. "為了修訂和充實《金文辨》,他在研究所內努力閱讀與北京圖書館有關的文史工具書。他看的每一本書都要復習,都要復習。他在編纂《金文辨》時非常謹慎。他付出的精力是驚人的,付出的勞動是巨大的。"
《金文辨》完成后,首先在天津出版。比以前的《說文古八部》更為詳盡,至今仍是古代學者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出版后,容庚先生多次補充。直到近90歲,我和助手們一起更新了第四版。據統計,1985年出版的第四次修訂版《金文辨》采用了3902個碑文,其中正文2420個字(可辨認),附錄1352個字(暫不確定),共計3772個字,此外還有大量的重文。這就是今天大多數青銅器銘文的原因。當然,先秦時期的文字不僅僅是金文,它們記錄商周時期書信歷史的能力確實很突出。許多金文的內容和價值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現存的一部先秦文獻。
從篆刻到文獻學
傳統文化一脈相承。
許多研究者指出,容庚的文字研究之旅始于篆刻。東莞榮家是書吏世家。15歲時,他學習《說文》,并把它刻在他的四叔鄧爾雅的名下。目前已知他發表的之一部作品是《雕蟲小議》,1919年發表在《小說月報》上,談篆刻。上面寫著“未學篆刻者,不學《說文》而能夸篆刻者。”可見他對當時文字在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中的基礎性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
回國后,容庚被任命為嶺南大學教授兼中文系系主任,《嶺南雜志》主編。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他還是中國語言學會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會的理事。
卞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學界佳話——容庚先生大力協助郭沫若完成的《二詞》大系,也與此書密切相關。1927年,郭沫若赴日本,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除了傳世經典之外,他還比較重視出土的古文字,對甲骨文和金文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方面的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據曾憲通先生說,當時他是從王國維為尚承祚先生所作的《殷墟文序》中得知先生的名字,又在《燕京學刊》中得知容先生的郵寄地址,于是給素未謀面的先生寫了之一封信。信中說:“讀了王靜安先生編的《殷墟文字序》,得知我的之一個名字。我深深欽佩《金文辨》這部巨著的勤奮、鉆研和卓越成就。”信末署名“不知名的朋友郭沫若”。信中還就《金文辨》中的兩個學術問題向容先生請教。此后,兩位學術大師長期通信。僅1929年至1935年,郭沫若寫給容庚先生的文章就有56篇。
關鍵詞: 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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