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電影大師讓-呂克·戈達爾去世，終年91歲。
(資料圖片)
據法國《解放報》透露，讓-呂克·戈達爾沒有生病，他只是感覺精疲力盡，求助于輔助自殺離世。戈達爾獲得安樂死的授權，選擇于本周二在瑞士日內瓦湖畔的羅爾家中，在親人的環繞中，在安樂死監督下，離開這個世界。
不愧是大師，死都死得這么酷。
此消息一出，震驚了所有迷影人。許多導演紛紛發文悼念，感嘆一個時代的結束。
自“老祖母”瓦爾達過世后，戈達爾一直都是鎮守法國新浪潮的最后精神圖騰。
如今，他走了，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帶走了“電影”本身。
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記得電影資料館常放映讓-呂克·戈達爾的電影《狂人皮埃羅》。每次放畢之后，各色討論群內常常是一陣“妄圖攻克戈神又一次失敗”的呼聲。
狂人皮埃羅 Pierrot le fou (1965)
我記得第一次觀看《狂人皮埃羅》的時候，就是在資料館，遲到的人源源不絕地從兩旁的過道走上二樓的座位，在屏幕微微的熒光下，宛如朝圣。
全片放畢，掌聲稀疏，睡著的觀眾比醒著的多，看來大多“受洗”失敗了。戈導似乎很擅長玩這樣的“意識蒙太奇” （看一半睡著，醒了繼續看） 。
當年的觀眾也同我們一樣。在1968年，戈達爾參加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影展活動，有一位觀眾這樣提問道：“似乎你的電影越來越抽象了，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想，絕大多數觀看他的作品的觀眾都很想提出這樣的問題。
但戈達爾這樣答道：“對不起，我恐怕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我看不出具體和抽象之間有什么區別。”
那么，在今天，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戈達爾呢？我們該如何定義戈達爾的坐標？他的想法似乎永遠在變化，他的電影序列或許在所有的大師中最不連貫、最多波折。
新浪潮至今的斗士
從最初從影時，那批頹喪而浪漫的電影——《筋疲力盡》、《隨心所欲》、《法外之徒》 （觀眾們最容易理解的作品序列） ，直到1968年《周末》之后，他從商業院線“消失不見”，轉而拍攝《不列顛之音》、《東風》等一系列政治現代主義電影。
1972年，他重新拍攝了一部商業電影《一切安好》，但這部電影很快被他同年拍攝的《給簡的信》加以批判。
此后，他使用錄影技術拍攝了《此處和彼處》 （1974） ，為法國電視臺制作電視節目《傳播面面觀》 （1976） ，甚至為第三世界國家莫桑比克制作了電視節目《南北對抗》 （1976-77） ……
精疲力盡 À bout de souffle (1960)
當學者們想用新畫意主義框定他的《受難記》 （1982） 、《李爾王》 （1987） 時，他拍攝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電影史” （這部作品的書籍版的中文譯本紙墨帶有濃重的異味，頗有戈達爾所熱衷的間離效果） 。
我曾在2016年參加過央戲舉辦的戈達爾研討會，據法國電影學者阿蘭·貝加拉說，他曾在近幾年去過他的工作室，看到他埋頭于一系列最前沿的電影設備中，向他展示用最近獲取的技術手段制作的影像。
在央戲的禮堂內，我隨為數不多的觀眾一同觀摩了他的《我們的音樂》 （2004） ，他優美的影像一如既往地前衛、晦澀，一如既往地與眾不同、與己不同。
正如他自己所述，“每一部電影都是處女作”。那么，他究竟是和什么在戰斗呢？
我們的音樂 Notre Musique (2004)
形式的批判性：為革新電影觀念而戰
看戈達爾的每一部 （尤其是晚近的） 電影，我們都不禁驚呼：“臥槽，電影還能這樣拍？”但正如在開頭舉的那個具體與抽象的例子那樣，戈達爾總會微微一笑，給出這樣的答復：“喔？不然電影應該怎么拍？”
看過《筋疲力盡》的觀眾都知道，他“無意間”發明了驚人的“跳切”手法，亦即兩個鏡頭之間突兀的剪輯，忽略空間、時間的連續性。
除去這種手法所創造的清新、自由的觀感，所暗示的不安定狀態之外，它也是與好萊塢的連貫性剪輯相對立的。
精疲力盡 À bout de souffle (1960)
好萊塢通過180度原則、視線匹配等手法，創造出一個天衣無縫的幻境，使觀眾融入其中，而戈達爾的跳切卻讓觀眾不斷地抽離電影世界，與銀幕保持距離，鼓勵他們對影像進行思考。
作為所謂的“現代主義電影作者”之一，他的影像卻帶有后現代式的平面化特質。這一特點在《已婚女人》中被運用得爐火純青。
在這部作品中，女性的身體被切割成碎塊，呈現出平面化的特寫鏡頭。這種破碎的影像與片中的廣告、商品的意象相互應和，形成對淪為消費品的女性影像的自我反諷。
已婚女人 Une femme mariée (1964)
這種平面化同時也是對意義的抽空。對他來說，拍電影常常不是做加法，而是做減法。1978年，他在蒙特婁講演時，提到了《狂人皮埃羅》的拍攝過程。
他說：“電影對我而言，倒是在去除鏡頭前的一切東西：瑪麗安、安娜·卡列尼娜、一個小侏儒、越南，反正當時從我腦中閃過的一切，都必須先去除，然后再看看留下些什么東西，或是稍后再將之呈現在電影上。”
狂人皮埃羅 Pierrot le fou (1965)
同樣，在南加州大學，一位觀眾提問道：“《輕蔑》中涂得十分鮮艷的塑像有什么含義呢？”
他答道：“沒什么意思。那些是希臘神像。通常我們看到的希臘神像都是白色的，但在古希臘時期神像上涂著鮮艷的色彩。所以我把它們涂上了顏色，來提醒人們這些塑像在古希臘時代是這樣的，就這么簡單！”
蔑視 Le mépris (1963)
這雖然是一個玩笑，但意義的抽空能讓影像最大限度地向觀眾開放。可以說，每一部戈達爾的作品，都是他與觀眾共同合作完成的。
或許這也是看戈達爾的電影，為何如此費勁的原因——為了這部電影的完成，你也得出自己的一份力。
戈達爾提供的常常是啟示性的影像，觀眾自身的思辨水平，自然也會影響到電影的觀感。
無論是跳切，還是平面化鏡頭，都令我們聯想到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戈達爾的電影觀無疑受到這位戲劇家的巨大影響。
創造間離效果，意味著打破作品的幻境，讓讀者不是融入作品，而是與作品拉開距離，從而能更好地思考作品與自身。
內容的批判性：為弱勢群體而戰
在1968年之前，不少戈達爾的作品已經涉及了政治批判，如《小兵》、《中國姑娘》、《周末》等 （在他得知中國人并不喜歡《中國姑娘》時，他曾一度十分焦慮） 。
我們很難忘懷《周末》中那個用于譏刺資產階級的長鏡頭，展現了無奇不有的堵車場面。
如果戈達爾看到它被化用在《愛樂之城》的開頭，尖銳的批判性被好萊塢的歌舞升平消解殆盡的時候，可能會氣得語無倫次吧，哈哈。
周末 Weekend (1967)
1968年爆發五月動亂之后，他開始拍攝更為嚴肅的政治電影，并成立了“吉加-維爾托夫小組”。
雖說我們很難將戈達爾的作品劃定在不同的時期內，但是，1968年后的“消失”必然是一個明確的分水嶺。
他的電影小組取維爾托夫這位“電影眼睛論”創立者的名字，就是為了繼承他的衣缽，以電影為眼來審視這個世界。
蘇聯導演、電影理論家 吉加·維爾托夫 Dziga Vertov
他永遠是與時俱進的。無論是《中國姑娘》所關照的毛主義、《遠離越南》的越南戰爭、《已婚女人》《第二號》 （1975） 中的女性主義、《南北對抗》等作品的第三世界問題……
直到晚年作品中的薩拉熱窩戰爭，他的鏡頭從來不曾離開過這個世界。
在七十年代，他的聲影制作社甚至受聘為莫桑比克政府的顧問，還將自己為這個國家所作的研究發表在《電影手冊》雜志上。
中國姑娘 La chinoise (1967)
他將對弱者的關照付諸實踐，他的叛逆與他的悲憫并不矛盾。
在他的《我們的音樂》中，來自特拉維夫的法籍猶太人Olga在耶路撒冷的一個劇院中抱著一個箱子，問在場的以色列人是否有人愿意與她一起為了和平赴死，卻得到了所有人的沉默。
她在放光人質之后，被狙擊手擊斃，事后發現那個箱子中沒有炸彈，只有書本。
我們的音樂 Notre Musique (2004)
制作的批判性：為質疑電影生產分配方式而戰
或許，他最為與眾不同的一點，正是他在制作上的批判性。正如戈林·麥凱波所述，“在1968年之后，他拒絕以傳統的方式來制作影片。拒絕傳統的電影生產、分配系統。”
吉加·維爾托夫小組提出的口號正是：“問題不在于拍政治電影，而在于政治化地拍電影。”
正如戴錦華教授在評論姜文的《一步之遙》時所表述的，這部作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建立在用金錢堆出的資本主義影像奇觀之上，這或許是絕大多數批判資本主義的電影作品所繞不開的問題。
一步之遙 (2014)
在1972年，戈達爾在阿爾卑斯山下創立了聲影制作社，使用錄影技術拍攝電影，試圖創立全然不同的發行觀念。
這一制作社的運作模式是接受不同需求的客戶訂單錄制節目，形成手工藝式的制作模式。
更驚人的是，他在拍攝那一套《電影史》時，從各處收集了30個小時的影像資源，事后十分失望，因為竟然沒有人起訴他，他無法在法庭上大肆控訴萬惡的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無法指出為何作者不該享有影像的所有權……
我想，戈達爾應該會對今日屢禁不絕的盜版影像與字幕組現象大肆贊揚吧。
電影史-1A 所有的歷史 Histoire(s) du cinéma: Toutes les histoires (1989)
毋庸置疑，戈達爾的作品是先鋒的，觀念是極端的，他似乎總是走在我們的前面。
但是，我想我們需要這樣一位電影觀念的質問者，當我們沉浸在夢工廠創造的奇境中時，我們或許應該想一想，電影只該是這樣的嗎？或許電影也可以是那樣的？
我們可以用南加州大學討論會上一段觀眾與戈達爾之間的對話來結束這篇文章，它完美地展現了他的怪杰本色：
觀眾：……是的，但給我們的感覺是現在你對政治的激情已經遠遠超過了你對人的激情。 戈達爾：不，不是這樣的，因為對生活一無所知，所以我向電影中去尋找答案。而因為電影記錄生活，所以我從中認識了生活。現在我發現這兩者是并存的。 觀眾：但人們去看你的電影是為了看電影。 戈達爾：我想要改變這一點。我不希望人們用看其他電影的方式來看我的電影，這一點需要改變，這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這并不只是拍一部電影這么簡單——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大學里開設電影課程十分重要，或許這樣就是就可以改變現狀。 觀眾：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改變觀眾？ 戈達爾：呃，我在試圖改變世界，是的。
謹以此文，紀念戈達爾大師。
期待與你大銀幕重逢的那天，那當中依然有你鮮活不朽的身影。
責任編輯：Rex_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