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發生兩年多時間，我國各級政府出臺眾多穩增長、促發展的政策，對支持防疫抗疫、復工復產、穩定增長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面對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新冠疫情再次沖擊，各地一批紓困疫情影響的新的政策措施密集推出。
其中，為落實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工作部署，加強金融保障，做好金融支持，以更加有序有力有效的舉措，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深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疫情期間金融服務支持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通知》。
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簡稱綜研院）院長助理、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認為，要重視這兩年抗疫政策經驗，特別是重視金融供給的內生激勵，釋放金融對穩增長、促發展的強大支撐作用。
“不應片面追求無條件的低成本、全覆蓋金融供給”
在接受南方+采訪時，劉國宏認為，新冠疫情之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確實更加凸顯，但金融政策片面追求信貸低成本、全覆蓋時，金融收益不能覆蓋成本和風險，必然會使金融供給意愿降低，形式大于實質的“形象工程”涌現。
“我們調研中一些企業反映，雖然有硬科技、硬實力，參與地方、全國相關標準制定，但仍面臨各種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最終還是引入了風投創投和政策性擔保后得以好轉。這表明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首先要找對金融機構和融資方式，而不是指望銀行機構上來就給充足的貸款。”劉國宏稱。
劉國宏介紹，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領域國家有明確的導向政策，對企業主體而言，政策意味著可獲得資金、財稅等資源的優惠權或優先權；對金融機構而言，政策意味著可以負擔更大的成本和創新風險，給予企業更多資金和資本。當前，一些小微企業主或經理人吐槽，金融機構在抗疫紓困政策下仍有信貸門檻高、額度小、程序復雜等問題。一家外資金融機構負責人解釋非常有啟發性，就是這些小微企業缺乏對綠色金融、科創金融等政策的了解和利用。金融機構必然要按金融監管要求和風控規則運作，但對政策導向領域的項目會有更大的創新空間和風險容忍度。
此外，劉國宏認為，金融政策寬松變化并不代表市場需求持續擴大，一些企業面對突如其來驟降的融資成本、熱心的金融服務，長期受壓的負債沖動和擴張激情隨之迸發。然而，無效投資所帶來的規模宏大，只是一時風光和熱鬧，時間稍長一點，持續的財富損失和潛在的風險危機就會顯現。
劉國宏認為，金融供給必然要嚴格篩選企業和項目，要監管資金資本的用途，要引導被服務企業不斷完善治理、規范經營，這也就衍生出金融的資源配置、風險管理等功能。
因此，金融助力穩增長、促發展政策要把握金融內生邏輯和規律，強調資金資本供給的同時，保障資金資本的收益和安全。僅要求資金資本低成本、全覆蓋的供給，而不考慮資金資本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就會擾亂資本資金價格信號，優質的企業和項目難以獲得足夠融資，劣質的企業和項目也不能被淘汰出局，嚴重損害金融的資金融通、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功能發揮，更重要的是，還會導致政策套利、誘發金融風險等嚴峻問題。
“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導向，發揮金融政策的乘數效應”
對于金融政策，劉國宏建議，首先，強化而非弱化對金融機構激勵。資金利息、資本收益是決定金融供給的關鍵激勵因素，金融政策要支持金融機構在國家政策允許范圍內自由定價、自主決策，在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眾多資金資本需求中，把資源和服務精準有效匹配給更有潛力的企業和項目；同時保障資金資本提供方的收益和安全，用可持續的發展紅利和財富增值效應，讓更多資金資本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其次，要發揮而非取代金融機構作用。金融政策就是要用有限財政投入實現更大的引導和放大作用，加之，金融機構對企業和項目研判更加專業，激活和綁定金融機構的金融業務，可撬動更多金融資源，更好救急紓困企業和服務實體經濟。“從這個意義上看，貼息貼保、風險補償政策優于直接財政補貼和獎勵，創投引導、母基金放大政策優于直接投資和委托貸款，專項扶持資金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優于政府相關部門直接管理。”劉國宏稱。
第三，引導企業找對找準融資渠道。不同發展階段和行業領域企業具有不同收益特性與風險特征，需要不同金融機構、融資方式滿足其金融需求。“反之，合適的金融服務轉換不僅可滿足企業不同階段和所處不同領域的融資需求，而且不同金融合規要求接續引導企業規范經營，陪伴幫助企業不斷成長。”劉國宏表示。
第四，鼓勵市場主體用好金融政策。雖然大多數企業希望最好能全面滿足其融資需求，融資成本越低越好。但事實上，金融機構拒絕或減少其融資供給、要求其承擔融資成本，并非對企業沒有好處。這也可視為，金融機構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及長期服務同類項目所積累的經驗，從外部幫助企業研判、篩選擬投資項目。“所以可以觀察到，一些企業即便不缺錢，也要和金融機構持續合作。有關部門要繼續加大綠色金融、科創金融等相關政策宣傳，加大對金融機構的首貸支持政策，鼓勵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做好相關項目儲備，用好用足金融政策，在創新驅動、綠色轉型中走出困境，實現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劉國宏稱。
第五，支持金融機構多元競合發展。國內金融機構利潤多、規模大的問題經常被社會所抨擊，但究其根本則在于，金融牌照稀缺，金融供給競爭不足，金融機構仍有不少可以“躺賺躺贏”的空間，造成了金融效率不高但利潤不少的局面。“金融政策要繼續投放更多金融牌照資源，鼓勵金融機構多元競合，支持金融服務生態發展，以規范有序、豐富多元的金融供給市場，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成本，服務經濟社會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劉國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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