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冠疫情既是人類面臨的空前災難，也是考驗各國治理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全球統考”。西方國家應對危機出現混亂，很大程度上是資本力量野蠻生長的結果。
人們很疑惑，美國制造業發達，為什么醫療物資遲遲跟不上?事實上，美國制造業的強項在設計先進、管理發達，利潤低的生產環節要么外包，要么早已不做了。比如世界排名前兩位的口罩生產企業分別是美國的3M公司和霍尼韋爾公司。然而，美國依然沒有充分的口罩用以抗疫。
資本既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也是隨時可能反噬人類社會的異己力量。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決定的。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就是可以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實現資本積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標。這種逐利本性決定了資本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寧做殺頭的生意，不做賠本的買賣”。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信條就是“資本至上”，其主要任務就是解放資本，由此使資本日趨成為自我增值的社會異己力量。
美國作為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完整地經歷了資本異化的全過程。20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是世界最大工業國。工業資本與社會化大生產緊密相連，因此其在自身牟利的同時，也增加了社會財富總量，并吸納大量就業，因此相對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當初美國的繁榮發展(如“咆哮的二十年代”)就與工業資本主義大發展直接相關。然而，在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規律的作用下，工業資本日趨轉向利潤更高的金融領域，由此使工業資本主義演進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促成這種量變到質變飛躍的標志性事件，就是1980年里根政府上臺。里根政府打著“重振國威”的口號，實際卻將美國帶向經濟金融化這一萬劫不復的深淵。里根政府推行的所謂“供給學派”，其主要做法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些政策為金融資本大行其道大開方便之門，并由此導致美國經濟日趨空心化，金融業占比越來越高。
經濟金融化不僅使資本從社會中脫嵌，還將脫離實體經濟，由此使其失去了社會化大生產這一優勢。金融資本本身并不參與財富創造，只參與財富分配，因此金融資本既不能帶來生產力大發展，也解決不了民眾就業。金融資本的資本積累模式，本質上與中世紀的高利貸并無二致，都是像寄生蟲一樣從實體經濟肌體中吸取營養。
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兩種制度的競爭與較量，使西方國家如芒在背，始終存在很強的生存危機感，由此注重提高民眾福利，客觀上使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相對緩解。但蘇東陣營的解體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使資本主義制度失去了發展的參照系和外部動力，日漸沉淪，重新回到“利潤最大化”之中，再次露出無情殘酷的一面。
資本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決定了其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必然是唯利是圖，功利至上。在資本至上理念的趨勢下，社會充滿著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尖銳矛盾和對立：“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熱病，律師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訴訟，建筑師希望發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裝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場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賣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這種理念體現在內外政策上，就是只見經濟效益，不見社會效應;只見眼前利益，不見長遠利益。由此很容易導致局部理性，整體非理性，背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初衷。
當前這場新冠疫情危機，考驗的是國家的極限生存能力，抗疫更多是總體戰、人民戰。然而，西方國家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其抗疫舉措暴露出無情與無能的一面。比如只治年輕人不治老年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先診治有錢人的做法，乃至“群體免疫”的想法，說到底還是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用至上。
然而，這種看似最能實現收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看似最為鐵血的“斷尾求存”式抗疫，并沒有使歐美避免成為疫情重災區。這表明，資本至上只會加速國家衰落、降低國家應對重大災難和危機的能力。喬姆斯基說得明白，歐美之所以會出現新冠病毒危機，主要來自于巨大的市場失敗。野蠻的新自由主義使市場加劇惡化。比如西方國家將研發疫苗的任務交給了私人制藥公司。但對制藥公司來說，制造新的潤膚霜遠比研發保護人們免受傷害的疫苗更有利可圖。
觀察西方的抗疫過程，一大啟示就是要學會駕馭資本，既要發揮資本在經濟建設中的能動作用，又要限制其負面影響擴散。一味采取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化舉措，只會使資本惡性發展，產生破壞性后果。(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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