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艾偉的短篇小說集《演唱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演唱會》由7個短篇小說構成，是艾偉的最新作品集，出版之前曾在《收獲》《花城》《作家》《北京文學》等重要文學雜志發表。這些小說集結了一個個不循常理、如同奇襲的構思，通過“意外事故”破開日常的冰面。
艾偉和畢飛宇、李洱、東西同屬于“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上世紀90年代初登上文壇的一批作家，他們一改80年代先鋒作家的凌虛蹈空，向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投以敏銳的注視。
艾偉的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風和日麗》《愛人同志》《愛人有罪》《越野賽跑》《盛夏》《南方》，小說集《鄉村電影》《水上的聲音》《小姐們》《戰俘》《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等，另有《艾偉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譯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在當代文壇享有盛譽。著名文學批評家李敬澤曾這樣評價艾偉，“艾偉作為一位小說家，有著巨大的洞察力。”
在《演唱會》中，艾偉真正做到了將自由歸還給人物，激發出短篇小說與其篇幅不成正比的無限潛能，展示了短篇小說藝術可以抵達的深度和廣度。探照燈2022年1月中外十大小說書單如此推薦《演唱會》：“小說集《演唱會》用七篇有著匕首般鋒刃與鉆石般棱面的精心之作，向我們展示了短篇小說這一文體在當代中國作家手中所能抵達的淵深寬廣。”
《演唱會》的七篇作品分別是《演唱會》《小偷》《在科爾沁草原》《小滿》《幸福旅社》《在莫斯科》《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其中，同名小說《演唱會》是其最新發表的一篇作品。艾偉書寫了這樣一個故事：“男人”的兒子酷愛周杰倫演唱會，買了黃牛的廉價票卻無法入場，于是攀上近旁的摩天輪觀看，不料輪盤轉動掉下摔死。這里，坑害男人兒子的是黃牛，而吊詭的是，男人自己便是制作假票提供給黃牛的人。《演唱會》聚焦人性的復雜與幽微，既寫了破碎生活帶給人的創傷，也寫出寒夜里的相互慰藉。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獲得了2020年收獲文學榜短篇小說榜榜首，書寫的是一個女殺人犯的故事。一個女人在監獄里待了整整十七年，成為了監獄里的頭號模范犯人。這個女人身上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故事?對這個問題的探尋一直貫穿于閱讀體驗中。
《小滿》敘述了女性母愛本能和身體的關系，曾獲得過第五屆汪曾祺文學獎。小說講述的是一個關于代孕的故事，塑造了女主人公小滿、古董商人白先生、白太太、女傭喜妹這幾個人物形象。
《在科爾沁草原》講述男女之間不可言說的復雜和曖昧，獲2017年《小說選刊》最受讀者歡迎獎。
另外幾篇小說，也都有著對心靈的探索，對人性的揭秘。更為重要的是，艾偉在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里，重新發現、拾起我們被偷走的愛與生活。
對話艾偉：
短篇小說是這個正常世界的意外事故
記者：《演唱會》這篇小說的靈感是來自真實事件嗎?為何會想到寫這樣一個故事?
艾偉：有一天我女兒給我講了一件她童年的事，童年時她和一位小朋友一起去看周杰倫的演出，沒買到票，她們進了體育場隔壁的游樂場，在轉動的摩天輪上看完了體育場內的演唱會。她說，這是她最難忘最美好的夜晚，回憶起來甚至有一種奇幻之感。又有一天，在一場關于《婦女簡史》的讀書分享會前，和一位朋友的小孩東拉西湊地閑聊，他突然提起多年前一場演唱會，他買了“黃牛”的假票，進不了體育場。那天，他失望極了，一直在體育場前尋找買假票的“黃牛”，很晚，他母親才找到他。因為是朋友的小孩，我聽了心里有些難受(他倒敘述得相當開心)，我突然覺得可以寫一個短篇。于是就有了《演唱會》這個短篇。
記者：很好奇如果給故事寫另一個版本的結局，會是什么樣的呢?
艾偉：在小說世界里我專注人的復雜性，當然故事相當重要，但在講好故事的同時，我更看重人的復雜性。所以，我沒想過另一個結局。你會發現小說和原始素材的差異很大，《演唱會》既寫了破碎生活帶給人的創傷，也寫出寒夜里的相互慰藉。我寫了這個生活已經破碎的男人內心的善和惡，最后善微弱地勝出了。我很高興在小說里保留了我女兒感受過的溫暖的氣息。我覺得這個故事是敞開的，后面會發生什么我沒想過，因此我沒有另一個版本的結局。
記者：如果把這個短篇小說拍成時下流行的短視頻微電影，男人與男孩，您心目中的演員人選會是誰呢?
艾偉：我對演藝界不是太了解。但你一定要我選的話，我覺得姜武演男人會演得很好，他會把男人的內心的復雜恰到好處地演出來。至于孩子，我覺得應該找一個看起來仁義的愣頭愣腦的孩子。
記者：能否簡單談談您對“短篇小說”這種形式的感受和觀點?
艾偉：人是非常容易被觀念化的動物。我們腦子里有一些先天的偏見，對某類人懷有根深蒂固的不知道哪里來的固定概念和形象，這構成了我們判斷事物的依據。短篇小說或者小說的可貴之處是，在小說世界里，作者塑造一個人物時，他的“個人”的邏輯是高于普遍觀念的，小說不對人輕易作出道德判斷，不輕易下結論，它試圖讓人看到比簡單的觀念更復雜的處境，更難以歸類的人類生活。因此短篇小說不是現實生活本身，而是越出現實常規的產物，是這個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如果說，小說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點用處的話，用處就在這里——小說用具體的“個人”試圖去刺穿那個龐大而堅固的觀念堡壘，從而可以將活力和可能性歸還給生活，將自由歸還給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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