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針對0-3歲嬰幼兒的托育問題是一大民生難題。調查顯示，我國35%左右的嬰幼兒家庭有入托意愿，但當前入托率僅為5.5%左右。服務供給短缺，價格普遍偏高，人才隊伍不足等成為制約托育服務發展的瓶頸因素。
專家建議應盡快構建政府主導、市場擴面、社會補充，以普惠性尤其是微型普惠性托育機構為主體、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托育服務體系。將托育機構建在百姓最便捷的地方，為更多家庭提供質量有保障、價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務。
完善托育服務配套政策
生育水平能夠提升10%左右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創下近年新低，較上年的1465萬下降了18%。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于較低水平。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介紹，根據有關調查，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8個。在全面兩孩政策效應逐步減弱，三孩生育政策即將推出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三孩生育意愿成為學界關注的課題。
子女照料難、經濟負擔重被視為年輕人不愿生育的兩個最主要原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龐麗娟及其團隊此前的一份調研顯示，是否擁有價格合理、就近就便、質量較好的嬰幼兒托育資源，直接影響了廣大適齡夫婦是否“敢生”、“想生”。
科學研究表明，0-3歲是嬰幼兒大腦和身體發育最關鍵的時期。在我國，與3-6歲的孩子可送入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不同，0-3歲嬰幼兒更注重的是“保育和照護”，這項工作由國家衛健委牽頭。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針對0-3歲兒童的托兒服務在全國興起，工廠和企事業單位等開辦的托兒所極大地擴充了服務供給，滿足了公眾托育需求。
然而，隨著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大量福利性托兒所被裁減，民辦托兒所難以為繼。
3歲以下的孩子由誰照顧，成為擺在雙職工家長面前的現實難題。而社會對托育服務的更大需求在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啟動后得到釋放。
國家衛健委在對一位全國人大代表的建議答復中指出，祖輩照料負擔過重、女性職業發展受阻、養育機會成本提升等現象凸顯嬰幼兒照護需求強烈，成為制約家庭再生育的突出因素。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放開嬰幼兒托育市場，減輕家庭照料壓力的呼聲日益強烈。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在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曾表示，按照國際經驗，完善托育服務配套政策，生育水平能夠提升10%左右。
發展托育服務體系已被納入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嬰幼兒照護的問題于2017年被提上重要戰略高度，“幼有所育”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出現。
2019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公布《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成為該領域首份國家級指導意見。
這份意見確立了促進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4條基本原則：家庭為主，托育補充;政策引導，普惠優先;安全健康，科學規范;屬地管理，分類指導。
意見提出，到2025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化規范體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樣化、覆蓋城鄉的嬰幼兒服務體系基本形成，嬰幼兒照護服務水平明顯提升，人民群眾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需求得到進一步滿足。
隨后，一系列支撐性文件配套發布，包括托育機構設置標準、管理規范、稅收優惠、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等，為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發展提供更具體的政策參考。
業界將這一年稱為“托育元年”。此后，地方層面也加速推進托育服務供給，近兩年來，全國有30個省份均出臺了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指導政策和建設時間表。
托育市場也迎來快速增長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所社會政策室主任張本波告訴南都記者，目前全國有數萬托育機構提供各種形式的托育服務。但總體來看，服務供給依然短缺，根據調查，我國35%左右的嬰幼兒家庭有入托意愿，但當前入托率僅為5.5%左右。同時，托育服務價格普遍偏高，超過多數家庭的承擔能力。人力資源能力建設薄弱，人才隊伍不足、隊伍穩定性差，成為制約托育服務發展的瓶頸因素。
記者關注到，發展托育服務體系已經被納入“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其中提出，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由目前的1.8個提高到4.5個;支持150個城市利用社會力量發展綜合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萬個以上。
要考慮普通工薪階層
進城務工人員的實際需求和承受能力
早在2019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衛健委共同發布的《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試行)》中就已明確，3歲以下托育服務屬于非基本公共服務范圍，是地方政府事權，要堅持社會化發展托育服務。
“普惠”是目前國家在推進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整體思路。國家衛健委曾強調，托育政策要牢牢把握普惠優先原則，“特別要考慮到普通工薪階層、進城務工人員的實際需求和承受能力，讓他們用得上、用得起”。
目前，對于什么是普惠托育還沒有明確的定義。
張本波認為，社會對此已有一些基本的共識，如安全質優、價格適中、方便可及等，這也是多數嬰幼兒家庭期盼的托育服務。他指出，價格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目前來看，托育機構的收費價格相對偏高，超過了多數家庭的承受能力。
“為此，我們建議把普惠托育定義為面向廣大嬰幼兒家庭、符合相關標準規范、按照政府指導價格即普惠價格開展的托育服務。”張本波說，至于普惠價格如何確定，則需要地方政府綜合考慮家庭消費能力、服務機構供給成本以及地方財力等因素，通過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自主確定。
在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楊菊華看來，我們應盡快構建政府主導、市場擴面、社會補充，以普惠性尤其是微型普惠性托育機構為主體、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托育服務體系。
同時她也建議大力鼓勵幼兒園向下延伸，將2歲以上嬰幼兒托育服務納入普惠性幼兒園服務體系中，與學前教育同部署、同規劃、同推進。“這個可能是盡快滿足家庭托育服務需求的一個最重要的路徑。”楊菊華說。
加大政府新增普惠托位建設補貼標準
將業務用房租賃支出納入成本分擔范圍
今年6月25日，在三孩生育政策消息釋放不到一月后，國家發改委、民政部、衛健委聯合發布了《“十四五”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托育建設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為未來5年的托育服務體系畫下藍圖。
從地方層面來看，南都記者觀察發現，目前各地增加托育供給的路徑也主要有幾條：支持社會力量采取獨資、合資、公辦民營、民辦公助等形式，參與嬰幼兒照護服務設施改造和建設;鼓勵機關、企事業單位、工業園區、學校等單位在工作場所為職工提供福利性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2-3歲的幼兒。
日前河北省還發文鼓勵支持取得保教師、育嬰師、保育員等職業技能資格證書的“河北福嫂”進入家庭、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支持符合條件的“河北福嫂”提供家庭小型化托育服務，建立家庭托育點，就近為有需要的家庭開展全日托、臨時托、計時托服務。
另外，多地政府也從稅收、場地費、培訓等方面給予托育機構更多政策優惠，例如上海提出托育機構的水電氣均實行居民價格、從業人員可以接受免費的專業培訓、免征增值稅等。
張本波指出，當前中國托育服務市場處于起步階段，建設成本、運營成本都相對較高。僅僅依靠市場資本，很難解決“入托難、入托貴”問題。
“為廣大居民提供價格可承受的普惠托育服務，需要更多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他建議，進一步加大政府新增普惠托位建設補貼的標準，同時將業務用房租賃支出納入成本分擔范圍，切實降低機構開辦成本。同時鼓勵地方政府先行先試，采取運營補貼、獎勵補助、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機構提供普惠服務;探索通過發放家庭托育券等方式，降低家庭養育成本，提高家庭托育消費意識。
記者注意到，上述《實施方案》也明確了中央財政支持標準。對于公辦托育服務能力建設項目，中央預算內投資原則上按照東、中、西部地區(含享受中、西部政策地區)分別不超過平均總投資的30%、60%和80%的比例進行補助。對于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建設項目，采用定額補助的方式，按每個新增托位1萬元的標準給予支持。
據了解，2020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已經下達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中央預算內投資資金10億元，覆蓋27個省(區、市)和3個計劃單列市，帶動290多個城市(包括設區市和縣級市、區等)試點參與，預計新增托位數10萬個。
你問我答
A
如何看待專業托育師資的供需矛盾?
對此，一方面是要培養更多專業人才，支持職業院校、高等院校設置相關專業，擴大招生規模。另一方面要加強從業人員的職業培訓，提高從業人員職業能力水平。同時，還要改善職業發展環境，提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暢通職稱晉升通道和職業發展空間，讓托育行業能夠吸引人、留住人。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所社會政策室主任張本波
當前我國農村貧困地區兒童發展水平仍比較落后，0-3歲嬰幼兒家長還存在養育知識和技巧缺乏，養育水平低的問題。
應將貧困地區嬰幼兒照護入戶指導項目納入“十四五”扶貧工作整體規劃，推動政府主導的普惠性家庭養育服務。同時將中央轉移支付的扶貧資金，拿出一部分專門用于貧困地區嬰幼兒照護入戶指導，通過地方配套、社會和家庭支持的方式，維持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
B
還需要建立哪些配套支持措施體系?
普惠性托育服務的推行只是解除生育后顧之憂的第一步。除了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外，既需要從家庭角度考慮托兒所應提供哪些服務，也需要從托兒所角度考慮能否正常運營，比如能否有所盈利，錢從哪里來，人從哪里來，物往哪里安，員工能不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有沒有可上升的通道等，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楊菊華
從國際經驗來看，相對完善的托育服務體系，對于生育率的回升具有積極作用。發展普惠托育服務，一方面需要建立規劃、土地、用房、財政、投資、融資、人才等托育服務配套支持政策，另一方面需要協同推進生育假期制度、女性就業權益、優生優育服務、學前教育資源配置等相關政策。
為保障托育服務的健康發展，還需要建立多元共治的綜合監管體系。加強政府監管，加大對托育機構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同時還要加強社會監督，鼓勵建立政府、機構、家長共同參與托育機構管理，充分發揮社區組織、社會組織及志愿人員的監督職能。
在行業層面則需要推動行業自律，加強第三方信用評價，建立托育服務機構及從業人員“黑名單”制度。同時還要運用互聯網等信息化手段，加強托育機構的過程監管和綜合評價，守住安全和健康底線。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所社會政策室主任張本波
C
一些地方存在市場需求火熱與托育機構“入托率”遇冷的情況，怎么辦?
未來要精準把握家庭托育服務需求，應及時調研和預判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在托育服務類型、年齡、內容、形式、價格、距離等的不同需求與特點，增強按需供給、有效供給，發展就近普惠托育，持續擴大托育供給總量。
——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洪秀敏
我們需要提供多樣化的托育服務，在服務時間、地點上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比如，在時間上，除了一般的從早上8點到下午3點或者是5點這樣的類型以外，還需要有臨時托、計時托等更靈活的方式。同時還要在服務硬件、軟件上下功夫，將托兒所建在百姓最便捷的地方，大力發展商業綜合體嵌入、社區辦點、幼兒園延伸、家庭“鄰托”、企業福利、上門服務等多種模式的托育機構。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楊菊華
責任編輯：Rex_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