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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新視角】
黑水城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額濟納河流域，是絲綢之路上現存最完整的城址之一。自1909年始，這里出土了大量的佛教繪畫，其中有藏傳風格的唐卡五百余件。這些唐卡保存完整，制作精美，色彩光鮮，是研究西夏、元時期藏傳佛教藝術的珍貴資料。而且，由于這批唐卡的風格與一些敦煌晚期壁畫接近，所以又可以為那些無法判斷年代的敦煌壁畫提供斷代標準。因而黑水城出土的唐卡成為研究敦煌壁畫年代的重要史料。
黑水城的歷史和發現
黑水城，蒙古語稱為哈拉浩特，又稱黑城，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額濟納河流域，其遺址是絲綢之路上現存最完整的城址之一。
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時期。《西夏書事》載：“元昊地廣兵眾，因分左右廂立十二監軍司”，“黑水鎮燕”就是其中之一，是西夏在西部地區重要的農牧業基地和邊防要塞。1227年元滅西夏。為解除西北邊防的隱患，元世祖忽必烈于1286年在居延地區設置亦集乃路，黑水城被設為“亦集乃路總管府”，并進行擴建，成為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嶺北行省的驛站要道。元朝滅亡后，北元政權與明王朝共存，亦集乃路屬北元管轄。據史料所記，明洪武五年（1372年，北元宣光二年）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率兵西征，取甘肅，征伐擴廓帖木兒，俘獲兵士馬匹數萬。后至永昌，敗北元統治者太尉朵兒只巴，獲得馬牛羊十余萬。之后，由于氣候變化，水源枯竭，昔日的綠洲變成了荒漠，曾經繁華昌盛的黑水城終在14世紀末被廢棄，湮滅于黃沙之中。
黑水城再次被世人知曉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注意到黑水城遺址的是俄國人。波塔寧在其1884-1885年旅行報告中寫道“他們（指土爾扈特人）說有一座古城叫額爾克哈喇布魯克，意指黑水及東部支流岸邊的黑城；他們說，那里還可見到不大的城垣，即小圍墻，四周有許多沙埋的房屋遺跡。挖掘黃沙就能找到銀器，小城四周則為流沙，附近無水。”但波塔寧及后來的奧布魯切夫對黑水城的探尋都以失敗而告終。直至1908-1909年間，通過賄賂當地貴族，科茲洛夫三次到達黑水城遺址，盜掘了大批文物，包括大量的佛經、佛畫、文書、字典，以及歷法、天文、文學等書籍，還有以漢文、西夏文、藏文、回鶻文、蒙古文、波斯文等各種文字書寫的各類文獻。這些珍貴的文物被運往俄國并在圣彼得堡展出，引起極大的轟動。這次發現與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被并稱為“二十世紀最重大的考古發現”，為之后的西夏學和其他各項研究奠定了基礎。黑水城也因此聞名世界。
黑水城唐卡斷代的新思路
自1909年始，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佛教繪畫，其中有藏傳風格的唐卡五百余件。這些唐卡保存完整，制作精美，色彩光鮮，是研究西夏、元時期藏傳佛教藝術的珍貴資料。但遺憾的是，黑水城唐卡描繪的圖像在文獻中沒有記載，也未發現任何有準確紀年的題記，這些唐卡的年代、繪畫風格和起源成了一個研究難題。
目前，學界大多將黑水城出土唐卡悉數歸于西夏，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畫面上常有西夏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夏文并非僅流行于西夏國時代。1227年西夏國滅亡之后，西夏文非但沒有隨之滅亡，而是進一步發展了。在元代，西夏文同藏文、回鶻文一樣，也是流行全國的文字，行用于西夏故地之外的其他地區，如河北、河南、江浙等地。因而黑水城發現的西夏文獻，也可能有相當一部分為元代之物。再者，作為元代亦集乃路總管府駐地的黑水城，仍然沿用西夏舊稱“亦集乃”，亦能說明元代沿用西夏文。此外，元以藏傳佛教為國教，有用西夏文書寫的佛經。由上述三點，我們可以推測，唐卡上的西夏文字也可以是元代時的沿用，而不能因此直接就斷代為西夏。
另外，西夏與藏傳佛教的接觸，始于1159年。是年，夏仁宗遣使入藏，專程迎請藏傳佛教高僧噶瑪噶舉派創始人都松欽巴。都松欽巴遣弟子藏索格西來到西夏，被仁宗尊為上師，開始組織力量大規模翻譯佛經。藏傳佛教真正對西夏形成大的影響，應自藏索格西到達西夏始，至1227年西夏滅亡。藏傳佛教在西夏國的流行大約在半個世紀左右，也就是西夏晚期。因此，關于唐卡的年代，應以藏索格西1159年抵達西夏的時間作為其斷代的開始，以漢地風格絲質卷軸畫《戴冠佛》為下限。此幅《戴冠佛》佛右手持有“天元通寶”的錢幣，“天元”年號是北元末代皇帝的孫子脫古思帖木兒于1378年起用的，他于1388年戰死。這年明朝軍隊在捕魚兒海（今蒙古東部貝爾湖）獲得勝利，此后元朝便滅亡了。那么黑水城應當在14世紀80年代仍然存在。因此，以《戴冠佛》（1378-1388）作為黑水城唐卡斷代的下限應是比較切合實際的。
黑水城唐卡與敦煌壁畫的關聯
黑水城出土唐卡，主要由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融合而來：漢式和藏式。漢式繪畫主要融合了唐、宋、元宮廷院畫及文人畫的繪畫風格，最典型的如俄藏X·2439號《水月觀音像》，與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所繪《水月觀音圖》的繪畫風格如出一轍，深受宋代的影響；藏式繪畫主要是印度、尼泊爾和藏地的自身風格，如俄藏X·2332號《藥師佛》。當然，這種藏式風格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因為其中也融合了漢式風格，所以要對其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和梳理，才更能完整地闡釋其意義。
作為顯教和密教的交叉，黑水城繪畫更多地表現了密教題材，開啟了包括漢密和藏密兩種密教系統繪畫的先河。正因此，黑水城出土唐卡在佛教藝術史中，時間上是銜接唐代至宋元的鏈條，空間上則貫穿起漢、藏、回鶻、蒙古和中亞、印度、伊朗之間的聯系，是傳世甚少、鮮為人知的原始材料，闡發了特定時代相關地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相互關系。
追溯其來源或同類型的藝術表達，我們不得不將視角轉向敦煌地區所保留的內容豐富的晚期壁畫，黑水城出土唐卡的題材和內容在當中都有所表現，但其形式卻又不完全一致。
作為敦煌藝術之后的轉變，黑水城出土唐卡可以和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畫相互印證，對前者的發展軌跡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敦煌藏經洞封閉于西夏入侵之前，因此在藏經洞遺畫中沒有類似的唐卡出現。但是，西夏時期的壁畫卻大量保存在敦煌壁畫中，如藏經洞外壁就是西夏時期的供養菩薩畫，采用“瀝粉堆金”的繪畫技法，非常強調線條的表現作用。榆林窟第3、4號窟中的普賢、文殊經變畫，則充分表現了宋元宮廷院畫、文人畫的特點，甚至有可能是同題材繪畫的母本。
此外，就敦煌石窟斷代而言，唐五代以前已比較清晰，回鶻、西夏、元代石窟的分期斷代則比較混亂，尤其是西夏與元代的分期斷代。黑水城出土唐卡，對于敦煌西夏與元時期的壁畫定性、定量的研究，都是重要的時空坐標，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如果將黑水城出土唐卡和敦煌壁畫進行比較研究，同時結合敦煌、酒泉、瓜州等地出土的文獻、碑刻等資料，找到一個能確定為元代的石窟壁畫，則能推動西夏、元的壁畫斷代研究，為敦煌晚期石窟斷代提供新的依據。
（作者：李甜，系甘肅政法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本文系甘肅省高等學校青年博士基金項目2021QB10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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